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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罗朱】小哑巴

很多人都知道我曾在精神病院呆过一段时间，我也乐于跟别人谈起那段过往，那些带有隐秘色彩的小故事是很好的素材，让我不至于和陌生人无话可说。我给他们讲因为分手而陷入厌食的男孩，讲有时亢奋有时低沉的双向患者，讲为了逃罪而装疯最后变成真疯的女人，但是我从未跟人谈过小哑巴。

高中的某个暑假，我的父亲把我带到了他进行科考的城市。他与他的学生们在城市的边缘开展研究，而我天天在城市里乱跑。城市很小，没过多久我就再也找不出新鲜的玩乐。这时我发现城市里的精神病院在招募新的护工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面试，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录用了。

第一次见到小哑巴时，他正被两个护工抬着往楼里走。小哑巴全身湿透，衣服滴着水，四肢不断地挣扎，嘴巴撕咬着空气但叫不出声音，像极了一条跃上岸的濒死的鱼。我旁边的护士说是又躲水里去了。医院的草坪上有个很大的水池，高度不及半米。她接着又轻飘飘地补了一句，电一电就好了。

小哑巴应该是有个名字的，但是我不记得了，不过那时候我们都不喊他的名字，我们就叫他小哑巴。小哑巴只有七八岁大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里的。他的病历上写着他有精神分裂症，我不由得好奇到底是什么过往造就了这样的结果。

第二次见面是在他的病房里。我进去打扫时他还在睡觉，打扫完一转身发现他已醒来，正侧躺在床上盯着我看。我毫无防备，被这冷不丁的视线吓了一跳。大概是我受惊的样子很滑稽，小哑巴看着我笑了。他笑得很纯真，没有一点恶意。我这才发现他原来长得很好看，如果他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，那他肯定是家里最受长辈欢迎的孩子之一。小哑巴默默地笑了一会儿，翻了个身继续睡去了。

说是护工，其实我也没分到什么活。我身形娇小力气不大，没办法像其他护工一样在病人发病的时候将他们压住，也不是个细心的人，照顾病人吃饭总弄得一塌糊涂。我乐得清闲，每天干完了那一点打扫的工作后便在医院里闲逛。我后来跟别人说的故事都是这么闲逛来的。

一天，我逛到了医院后面，看到小哑巴一个人坐在水池边的长凳上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原本应该跟着他的护士不见了。“怕不是待会又要跳水。”我想。我站在后面观察了一阵，发现小哑巴还是坐在长凳上，没有半点要动的意思。

好奇心使然，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。小哑巴看我一眼，低下头继续玩手指。

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是够外向，连旁边坐了个哑巴都忍不住去搭讪。我问他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。他用手语回答，说今天他的朋友没来，没人陪他玩。我吃惊，他哪来的朋友，难道他不是一直都一个人吗？我用简单的手语问他，他的朋友是谁。小哑巴说是两个跟他一样大的男孩子，穿蓝衣服的。（我断定这是小哑巴的臆想，因为医院里的病服都是白底粉红条纹的，我从来没见过穿蓝色衣服的小男孩。）

他问我见没见过他的伙伴，我当然说没有，然后他竟自顾自地说起来。他挥舞着他的小手，开始讲他和他们的故事。

他们三个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，他们一起长大，早上一起上学，下午一起出去玩；他们爬树摘果子，在大街小巷里追逐，有时候玩得太晚，他们还可以去河里捕星星。

那他们都长什么样呀，我问。

小哑巴说他们一个长头发，一个短头发；一个喜欢弹琴，一个喜欢读书和跳舞。

我觉得这个搭配有点好笑，又问他，那你喜欢什么？

小哑巴笑了，说我喜欢他们。

小哑巴说，他还有个讨人厌的敌人。他的敌人比他们大一点点，但是脸总是臭臭的，活像个严肃的小老头；他说他的敌人一点都开不得玩笑，每次去抓弄他，都要被他追着打。

“他抓不到我，”小哑巴说，”我每次都会躲到水里，我躲到水里他就看不见我了。”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小哑巴经常跑到水里是在“抓迷藏”啊。

小哑巴又说，其实他的敌人也没这么讨厌，而且在他的伙伴没有来的下午，他的敌人都会陪着他玩。但是今天，他们谁都没有来。

我说：我陪你玩啊，我可以成为你的伙伴。

小哑巴摇摇头，说你不是我的伙伴，因为你不在那里。

“哪里？”我问。小哑巴比了个手势，我看不懂。

小哑巴又比了一遍。我从没有听过那个名字，我只知道它最后的两个字母是NA。为了方便，我姑且把它叫做维罗纳。

一天我照例在走廊打扫，两个医师推着个病床在我身边经过。那是小哑巴，他浑身痉挛，身上用三条手掌宽的皮带固定住。移动病床很快就消失在走廊深处，我知道那是通往电击室的方向。

我提着扫把蹲了一下墙角，没有听到平时病人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叫喊。我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暗骂自己傻，那是个哑巴，就算疼他也喊不出来。

晚上我去他的病房，他脸色苍白，但看起来精神不错。我问他疼不疼，他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小哑巴眼神清明，表情笃定。他说谁都无法伤害他，因为他们碰不了他的维罗纳。

小哑巴真的是个疯子吗？我动摇了，因为他看起来比我认识的大部分正常人都要清醒。非要说他与我们有什么不同，只不过是他比我们更加相信幻想乡的真实存在罢了。

这能被称为发疯吗？我看说他疯的人才是真的疯了。他们有什么资格否认它的存在，然后用各种自以为是的“治疗方法”来帮他认清事实。他们没有权利。

我开始经变成了小哑巴的大尾巴。他爬树，我就在下面接他；他躺到水池里去，我就坐在水池边上顾着他。医院里的人说我也疯了，我破口大骂，要是我疯了我还天天给你们扫地？

小哑巴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稳定。大部分的时间里小哑巴都沉浸在他的世界里，跟他的“伙伴”们玩耍；偶尔他会坐下来，给我更新一下维罗纳里的故事。他说他敌人家多了一个妹妹，妹妹小小的很可爱，脸蛋软软的，像漂亮糖纸里的一块软糯的牛奶糕。（这是他的原话，我惊讶于他的比喻）他和他的兄弟们都好喜欢她，天天跑到敌人家给小宝宝唱歌跳舞。然后敌人就会把他们全都轰出去，说他们吵到妹妹睡觉了。

小哑巴说到这些时很开心。他傻笑我跟着傻笑，他高兴我也跟着高兴。这么小的一个小孩，就应该每天浸泡在快乐里。

然而这种“稳定”在医生们看来是病情加重的症状。他们加大了小哑巴的药量，增加了电击的频率，他们把他单独隔了起来，派专人看管。我只是一个扫地的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

小哑巴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差。他犹疑，敏感，害怕，呈现木僵状态，拒绝进食。某天我在医院待到很晚，我溜到他的病房，想看看他。刚看到我的时候他还是呆滞的，直到我掏出了牛奶糕，然后跟他比划“维罗纳”。他眼神逐渐聚焦，脸上有了笑容。他接过牛奶糕大口呜咽，鼓起的腮帮子让我想起储粮的仓鼠。

吃着吃着，小哑巴哭了起来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在他脸上止不住地淌。他哭得好孤独，我却不能安慰他。我跟他之间仿佛隔了一道厚厚的真空玻璃墙，我能看得到他，但始终无法触碰他。

现在的他是否在他的维罗纳里？他的身边有他的伙伴吗？他的伙伴能理解他吗？

在那一秒钟，我觉得他不是个哑巴，只不过他的声音我听不到而已。

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下午。那天天气不错，橘色的阳光透过窗户落到地面上，驱赶了小哑巴病房里的阴霾。我不能进去，只能站在门外通过房门上的玻璃探视口看他。探视口很高，我只能费力地踮起脚尖。我看到了小哑巴翘着腿躺在床上，头向着窗户外，小脚还一晃一晃地打着节拍。真好啊，我想，真好。

第二天我就离开了，父亲完成了他为期一个月的考察，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生活的城市。

两年后我又回到了那座城市。我去精神病院探望小哑巴，却只得到了他的死讯。我一点也不惊讶，因为在我认识他的第一天我便预见了他的死亡；我只是感到失落，就像一位友人没有和我告别就奔向了他的远方。我也觉得遗憾，他只为我揭开维罗纳的一隅，而我还想听到更多故事。

我不愿意跟别人谈起小哑巴，因为他很特别，也弥足珍贵。自诩正常的人们不配得到他的故事，这个肮脏残酷的世界也不配得到他的歌声。

我偶尔还是会想起他，那个小疯子，那个小哑巴。也许他从一开始便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只是回到维罗纳去了。也许现在的他已经长大了，身旁坐着他那会弹琴跳舞的兄弟，边上站着脸臭的敌人和敌人的妹妹；他被他最喜欢的人环绕着，而他正快乐地唱着歌呢。